一场梦的外骛

1922年11月，新婚两月的史静仪还没有琢磨透丈夫的心思，就不得不送别刘仁静远行朔方，一个人孤零零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，一个人应对北国的寒冬腊月。

刘仁静的党内使命，是随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同赴莫斯科，出席在那里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四次会议。通晓外语的刘仁静成了中共代表团的喉舌，大出风头。他代表中共在大会上发言，也因此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等苏联领袖。

考虑到史静仪在北京举目无亲，刘仁静临行前，把她托付给一个党内同志照拂。

史静仪盼星星盼月亮，盼着丈夫早日归来。三个月后，同赴莫斯科的陈独秀等人回到北京，史静仪却不见丈夫的踪影。刘仁静会后没有和陈独秀一块及时回国，而是留在苏联学习俄语。

刘仁静在莫斯科的一年时间，似乎把在北京苦苦等待他的妻子忘得一干二净。1923年秋天刘仁静回国，在北京与史静仪团聚不足两月，又南下广州列席中共“三大”。

“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。”一直在北京愁苦独处的史静仪，不是苦守寒窑的王宝钏。她也许悟透了刘仁静的冷漠，对爱情失去信心，也许耐不住长夜寂寥，“孤灯挑尽未成眠”，在与刘仁静托付的那个同志相处过程中，双方逐渐“郎有情妾有意”， 终于走到了一起。据说，史静仪还怀上那个同志的孩子。

有悖古训“朋友妻不可淫”的那个同志到底是谁？只要设定三个条件，一是当时在北京的中共党人，二是未婚或身边没有女朋友，三是多半为刘仁静北大同学，嫌疑对象大概在五人之内。党内正史和党人野史都避讳其尊姓大名，现在当事人早已西归，后人也不宜姑妄猜之了。

为了掩人耳目，史静仪委托不明真相的丈夫刘仁静替自己向中共中央打报告，要求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选派优秀左翼青年赴东方大学留学的拍板权，在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手上。以刘仁静与陈独秀的亲密同志加师生关系，事情很快就办妥了。那个同志在办理史静仪留学过程中有无催化作用，不详。

后来, 史静仪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莫斯科。史静仪回国时,把孩子留在当地的托养机构。把孩子生在苏联，留在苏联，史静仪是中国年轻革命者中的始作俑者。

同时代的众多左翼女青年，一般是在信仰的础石上寻觅爱情。史静仪与她们略有不同，是在爱情的沙滩上皈依信仰。她在刘仁静和他的党内同志们感染下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熏陶，加入共青团组织，转型为一个被时代大潮裹挟的左翼新女性。（未完，请点击下一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