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头鸟的进退

李国琛是史静仪的湖北老乡，是一只懂得良禽择木而栖的“九头鸟”。

说起来，李国琛还是中共第一批军事骨干。他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，1922年加入中共，1925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，同学当中有后来名闻一时的国民党上将汤恩伯。李国琛毕业回国正赶上参加南昌起义，随后加入叶剑英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南下广州，投身广州起义。起义失败以后，叶剑英、李国琛被派到苏联学习，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。同学当中，除了叶剑英，还有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吴玉章等中共四老；有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朋友夏曦。

孀居的史静仪在莫斯科再适李国琛。巧合的是，李国琛与陈乔年、刘仁静都是1902年同年生人。在异国他乡，史静仪度过了两年安稳平静的婚姻生活。同时代的左翼女青年中，七年之间两度留学莫斯科，分别就读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，似乎就只史静仪一人有如此殊遇。

1930年夏，史静仪随丈夫李国琛一起回到上海。李国琛被派到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，担任湘鄂西军委警卫师参谋长。在湘鄂西特委书记、红二军团政委夏曦主导的肃反中，李国琛被扣上“改组派”罪名并开除军籍，不过总算看在老同学份上，夏曦放他一条生路，允其离开湘鄂西苏区（一说处决前逃脱）。

被迫脱离中共的李国琛走投无路，迅即投奔敌对阵营国民党，加入留苏学长邓文仪领导的蒋介石南昌行营调查科，任第一课课长，同时改名李果湛。

此时的史静仪，也就嫁狗随狗，放弃主义的信仰，彻底脱离了与中共的关系。

那个时代的左翼女青年，被逼在婚姻与主义、爱人与信仰之间二选其一的，不仅是史静仪一个人的难题。

宁波姑娘陈修良，同样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回国的，她的爱人余飞是中共早期工运领袖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，六大中委。余飞回国后在安徽安庆被捕叛变，陈修良立刻与他断绝关系，继续为中共工作。

山东姑娘王辩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，早年从山东私奔上海，投靠爱人尹宽，曾引起一阵风波。尹宽是早期中共领袖，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。当尹宽转轨陈独秀领导的托派运动后，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王辩，立即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，与尹宽义断情绝。

不过，与史静仪一样，选择追随丈夫而放弃信仰的左翼女青年，当时也不在少数。

南昌行营调查科被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（军统前身）接管后，戴笠十分器重李果湛这批留苏学生，曾任命李果湛为特务处书记长，相当于第三把手的角色。随后，李果湛担任过特务处北平区区长，抗战时为军统西北区区长（未到任）、武汉区区长。

抗战初年，军统在湖南临澄举办第一个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（简称“临训班”），李果湛去当了一阵子教官。对于准备派往日占区的特务教官们，戴笠允许他们在临训班女生中自行挑选“工作太太”，李果湛选中湖南女生成新廉当他的“工作太太”。

 1938年10月武汉沦陷，军统在武汉设立潜伏组织军统武汉区，首任区长李果谌。他带着24岁的“工作太太”成新廉赴任，管辖军统在武汉的300多号各路人马。

此时的史静仪已人到中年，带着与李果湛生育的两个孩子，在陪都重庆安了家。对于丈夫与“工作太太”的假戏真唱，难说她是否知情。

 军统成员李甲孚是成新廉的临训班同学，他后来写道：

“李果谌在临训班当过游击术教官，曾在班和我个别谈话一次。武汉撤退时，他留在那里潜伏做武汉区长。女同学成新廉做他的工作太太，不久弄假成真，二人就同居并结婚了。李果谌后来被日人发觉，把他逮捕，成新廉并在被捕时殉职。她是临训班调到武汉六名女同学中唯一殉职的。她长得很美，颇有艺术天才。”

李果谌遭军统部下出卖，被日军汉口宪兵队逮捕，是发生在1939年12月间的事情。识时务的九头鸟很快选择了再一次转换阵营。李果谌精通日语，因此博得日宪兵队特高课信任，投降后没有“攀供一人”即获释。李果湛恢复自由后托人向重庆方面传话，表示愿意卧底敌营，以重拾军统信任。

1941年春天，投靠汪伪政权的军统旧人熊剑东在武汉组建伪军“黄卫军”，李果湛出任参谋长。正当李果湛准备拉队伍大干一场时，他本人却不明不白地死了，时年39岁。他的死因，一说被军统便衣误杀，一说因内讧被熊剑东借刀杀人。

 在国民党的档案里，李果谌到底是军统叛徒汉奸还是卧底抗日英雄，不得而知。在共产党书写的历史中，李国琛是中共第一批军事干部，是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，却也坐实了是一个中共叛徒，国民党军统特务。

脱离了中共队伍的史静仪，虽然是中共著名烈士陈乔年遗孀，却无法洗白与著名托派刘仁静的历史瓜葛，尤其无法摆脱与军统特务李国琛的婚姻关联。1949年之后的这个女人，注定了是一个命乖运蹇的“老运动员”，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，都免不了暴风骤雨般的革命“洗礼”。（未完，请点击下一篇）